豫王坟外交部宿舍十号楼旧事（之十五）那一代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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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生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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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号楼的孩子加起来上百,年龄跨度从抗日战争末期到50年代末期为主，得有十一二年的岁数差。十号楼孩子的情况就是外交部孩子整体的缩影，甚至可以说是那一代北京机关单位和军队大院的通例。

北京各大院（外交部宿舍包括在其中）的模式都差不多。最大的孩子大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生的（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按老话说是“光复”之前出生的。这些大孩子在文革前基本上都去上了大学。那时考大学都希望考入军校，因此他们的第一志愿大都是哈军工，接下来就是西军电、军医大、空军航校、军外等。

1968年，豫王坟外交部宿舍的大孩子们，基本都是老三届的。外交部子女最大的群体是在豫王坟外交部宿舍。

前排左起：汤际民、吴景、许津南、汤雷、袁小榕。

二排左起：孟大庆、曹小军、张之正、孟新海、杨西虎、王东。

后排左起：钟湘志、邱小明、胡国庆、刘红光、平小波。

人数不多，是同龄男孩子中的几十分之一。

上了大学的大孩子们基本都离开了家，活动范围以自己的单位为主，朋友圈也是以中学、大学为主。他们在各自的大院中影响不大，5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孩子够不着他们。他们与院里的孩子认识的不多，多是通过弟弟妹妹认识一些与之年龄相仿的孩子。真正能在各院称霸领头的，是各院首长家的老二、老三这些人。这一点在军队大院特别突出。低级别的干部或工勤人员的孩子极少能在各院称王。

1968-1969年，豫王坟宿舍的大孩子们。

一般来讲，在各大院的首长或各机关级别高的领导家中，孩子年龄都大些，岁数大，结婚早孩子就出生早。革命战争年代结婚是有条件规定的，“二八五团”是坎坎——年龄28岁以上，参加革命5年以上，团级干部。符合结婚标准的干部到了解放后仍然身居要职，到1955年军队授衔时，不是将军就是大校、上校，都是首长一级的人物。中央各机关没有军队那样的级别分明，但也都是司局级以上的干部。没有这个家庭背景，撑不起孩子王的名号。那时还没有“老大”这个称呼，有的院儿称“大个儿”，有的院儿称XXX他哥。

建国前后，生活比较安定了，这一拨打了天下的干部家庭迅速扩大，结了婚的干部猛生孩子。一般来讲，每家很少有低于四个子女的，五个六个子女的家庭很普遍。拿十号楼来说吧，司局级干部家庭除了222、223号李钧家，都是四个以上子女的大家庭，家中垫底儿的都是小五小六。

新中国能够吃饱肚子了，这些干部子女营养好，发育好。家中解放前后出生的孩子普遍比抗日战争时期出生的大哥大姐们更强壮。男孩子强壮，打架厉害才能当头儿。这在各大院是铁律，共同的标准。所谓打架，是指对本院之外的外人，体现是打群架，而不是小孩子之间那种三拳两脚的争斗。对外打群架，男孩子都是一呼百应。有大孩子领头，半大的小子也得跟着上。不敢上的孩子，在院里男孩子的群体中会无法生存，各个都欺负你。孩子中的等级是用拳头来划分的。

十号楼也差不多，对外主要是东邻的工人宿舍区，外交部宿舍各楼之间不打。很多孩子从小就认识，父母是同事，孩子从幼儿园就认识，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互为同学，打不起来。当然，有些个人的打斗是不可避免的，男孩子的群体中个人打架是常事。外交部的干部大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大老粗极少，所以外交部的子弟子女也文明一些。军队大院或计委大院那种地方的男孩子打群架厉害。争勇好斗、无法无天是文革中北京各大院男孩子的真实写照。

合影中的人还认识，但地点不详。

十号楼大一点儿的孩子，我是指1955年以前出生的，特别是出国人员家属，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都是在寄宿制学校学习生活长大的。外交部不同于国务院其他部委，调入外交部的干部通常都是夫妇二人同时调入的，出国外驻也是这样。二秘以下的官员，三秘、随员大都比较年轻，很多还没有结婚，不在其列。

父母在外，孩子送寄宿制学校，是大多数外交部驻外干部的共同选择。我家的几个孩子都是这种情况。在十号楼得有三四十个。豫王坟外交部宿舍各楼都基本一样，其他各地方的住户也同。当然，也有家里有老人照看，在家门口走读上学的。

寄宿制学校的孩子多，比例高，是外交部子弟子女成长的一大特点。从小的集体生活对这些小孩子是个极好的锻炼和造就。这些人长大后，无论是上山下乡当知青，还是入伍当兵进工厂，都获益匪浅。集体生活最重要的是合群、从众、遵守规则。在家娇生惯养长大的孩子到集体生活中大都是被排斥、受欺负的角色。孩子们的小社会就是这样的，大人们进入不了。自家孩子受欺负，家长干瞪眼。

记得我四哥班上有一男生，每天上午第二节课课间，他家的保姆阿姨都坐着小汽车来学校给他送牛奶喝，也不知道育英学校是怎么同意的。保姆一走，孩子们就对他推推搡搡、讽刺挖苦，弄得那孩子极其狼狈，连班里的女同学都敢欺负他。这就是寄宿制集体生活对娇生惯养的惩罚，小孩子遭受的伤害远远超过每天喝牛奶的益处。那孩子后来转学了。

外交部的孩子在寄宿制学校比较集中，主要是育才、育英、芳草地几所小学（后面有专门讲述）。由于寄宿制的原因，我家的兄弟和与我家相像的十来户家庭的孩子大大减少了在十号楼生活的时间，减少了在十号楼的经历，同时也造成了我们做家务的能力低下。家中保姆离开后，出现一团混乱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特别是1966年邢台地震后，外交部从老部搬到东交民巷去了。以前大人孩子很依赖的老部食堂没有了，造成了极大的不适应。文革开始后，我们小孩子去外交部也不那么方便了，且外交部分散在东交民巷15号、30号、42号等五六个不同的院落，相隔最远的得有小一里地。文革开始后，外交部跟全国一样，也是到处贴满了大字报。有些家长不愿意自家的孩子看到批判自己的大字报，也就尽量不让孩子去部里。文革时人与人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人们不敢说心里话，互相提防。

1966年夏，红卫兵兴起。豫王坟外交部宿舍的老三届中学生们都在各自的学校参加运动，我的几个哥哥也不例外。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他们就到全国各地串联去了。我二哥他们比较早，跟着十六纵的人去了上海。二哥去我大舅家住，被我大舅臭骂一顿，让他赶紧回去 。大舅的儿子新华跟我二哥同岁，是上海的中学生。大舅是交通部长江航道局航标局（上海）局长，住孔祥熙原来的一处房子——余庆路41弄。

串联之后就都回北京了。十号楼的大孩子们没有人参加过“联动”。也没有人被抓被关。

北京是首都城市，中央所在地。中央各机关、军队各总部军兵种都在北京，所以北京的干部子女特别集中，数量巨大，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社会阶层，分布在北京各个中学，大学中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具体人数没有统计，但估摸着怎么也得几万人，而且能量极大。

日坛中学楼前门口的合影

北京的干部子女不但居住集中，上学也很集中。专门为干部子女开设的学校就有好几所。中央机关的是育英学校，国务院系统的是育才学校，军队系统的是“八一”、“十一”学校。拔尖儿的中学里也是干部子女扎堆儿的地方，四中、八中、101，各大学附中等学校都是。很多干部子女的父辈就互相认识，孩子又互为同学，这种纽带式的关系加强了北京干部子女的联系，也是关系网的重要节点。

1968年，部分豫王坟的女孩子。我能叫上名字来的有前左一姜黎明、左三彭京生、左四姚小姜、后排左二于小华。这些人当中年龄最大的是六九届的，1953年出生的。

大孩子之间的交往和政治观点，对底下的弟弟妹妹影响极大。北京的干部子女群体，不论是中央机关还是军队大院，都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从小受红色教育，对父辈的过去感到骄傲和自豪，革命英雄主义的气节是刻印在骨子里的。他们之间有很强的认同感，凝聚力特别强。

豫王坟外交部宿舍十三号楼的孩子们。中间穿军装的是姚广的儿子姚力生，1968年当兵前的合影。

1967年到1968年，我哥他们老三届的大孩子在家开始玩无线电，自己制作收音机，还自己制作火药什么的。莫燕忠女儿娃宁有一段关于她哥哥当年做火药的趣事，回忆如下：

“我们在十号楼住的时候，放假期间，哥哥建明带着我们几个孩子钻到楼下的地下管道里，去刮砖面上泛起的白色的硝，收集起来。利用他在学校学到的知识，把硫磺、木炭和硝面儿按一定比例混合起来，装在一个小容器里，还用电池连接上导线。然后将容器埋在楼前的空地上，接通电源引爆。结果可以将土蹦起两三层楼高，特好玩。我们看热闹的孩子们直拍手叫好。大家想再钻地下管道去刮硝面。”

据我所知，做火药需要的硫磺是把电线杆上旧的白瓷瓶给砸碎，取出芯部的硫磺。这事比较麻烦，不易找到白瓷瓶。我们小孩经常到附近的工地上去找电瓷瓶。木炭也是自己制作，找一些大块儿的木头在院子里架起来烧。我们小孩子跟在大孩子的屁股后面当帮手。

有一次，建明和我哥他们实验火药的爆炸力，飞起的碎石把一楼人家的玻璃给打碎了，结果挨了家长的训斥，赔了人家玻璃钱。以后建明和我哥他们做过很多次爆破试验，特好玩儿。不上学的孩子就爱惹是生非。以后莫燕忠严禁儿子再自造火药之类的，我爸也不许我哥他们玩这些东西了。

文革前，外交部宿舍的孩子们跟周边工人宿舍的孩子们经常发生冲突，但还没有发展成打群架的地步，就是两边的孩子互扔土块石头或对骂。因为我二哥与东邻一机床宿舍的高民锦是中学同班同学，很熟，大孩子之间互相认识，所以小孩子之间的直接冲突就比较少。互扔土块石头都是和其他不认识的工人宿舍的孩子们。

这张应该是在三号楼楼顶拍摄的，面向东。后面的楼是与外交部宿舍一路之隔的新楼三十几楼。

文革红卫兵兴起，外交部宿舍的大孩子们大都在各自的学校闹。到1967年时，外交部宿舍的孩子们形成以四号楼汤雷为首的一群孩子，和以十二号楼许津南为首的一群孩子。这时外交部宿舍的孩子开始以打群架的形式向周边发展。主要的对手就是北边、东边工人宿舍的孩子们，还有就是永安东里的工人宿舍区。矛盾是从养鸽子的争端开始的。

1971年与王东、王新兄弟的合影。前左王东、汤际民，后排左一周长生、本人、王新。

我们外交部的孩子都管汤际民叫二汤，知道他大名的人不多。那时二汤在六建当架子工，身体强壮，是外交部孩子里最能打架的主儿。弟弟汤建，中学与我同班。二汤原来是101中学老初一的，1977年高考考上人大英语师资班。他爸汤兴伯是圣约翰的，英文极好，曾任联合国安理会中文处处长、中国驻纽约的总领事。二汤也曾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1967年，十号楼有大孩子的五六户都搬走了，十号楼对外的战斗力就比较差了。记得只有平小波有一次把工人宿舍的孩子打了，闹得挺大，警察都介入了，十号楼再无大动静。

四号楼前的合影。虽然时隔多年，但基本上还能叫得出名字、住哪儿。作者前排左三。

1967-1969年这一时间段，十号楼的孩子是各楼中惹是生非最少的。

到1969年底，外交部的干部大多数都去了五七干校，七零届以下的孩子都跟着走了，大孩子们也都离京远奔了，昔日景象不再。

1970年在湖南五七干校时与茶场连的伙伴们合影，都是七零届的。

1970年，一帮小伙伴骑自行车到攸县县城去玩儿，大家在当地照相馆里照的。前左一起：杜若飞、孟京生、姜建、戴效平。后左一起：单伟、党京华、谷迎宪、陈小刚、邢宪。

五七干校时期，七一届的孩子在茶陵县中学读书时的集体合影。那个年代，因为孩子多，大家跟自己同届的孩子来往比较多。

中间坐的是张再，负责管理七一届的孩子，并教授英文。张再后来任过驻美国的公使、驻澳大利亚大使。

五七干校时期，七一届的女孩子们在茶陵中学。

七一届的男生

这些孩子们长大一些了，兴趣广泛，接受新鲜事物特快，也互相串着借书看，包括文学小说，特别是西方古典文学小说，如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的作品，以及能弄到手的各种政治、军事文学方面的书籍。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与为文革无关的书籍都列为“毒草”，连《三国》《水浒》这样的书都不许看。那个时期看的一些书籍，包括西方古典文学作品对北京的干部子女群影响巨大。很多人都庆幸在文革混乱时期看过几本书，为自己的精神上提供了营养。

北京的干部子女还有一大特点，特别爱扎堆聚集议论时政，传播各种渠道来的小道消息，传播速度极快。小道消息成为干部子女聚面必交流的内容。60年代末期，北京的干部子女纷纷离开了北京，或上山下乡插队当知青，或当兵入伍进工厂。干部子女再次大聚集是1973-1974年之后的事了。原来下乡插队和入伍当兵的，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回到了北京，很多人恢复了与以前朋友发小的联系。

1976年与发小的合影

到1976年，以清明节悼念周总理为契机，北京的干部子女又有一次大的集结。这时，文革时的老三届及后面几届都已参加工作，走上社会了。又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圈子。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孟京生  图片 |  除有标注外均来源于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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